把最好的阅读融入最珍贵的童年******
把最好的阅读融入最珍贵的童年
——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现状调研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编者按
童书是儿童读物的总称,它不仅关系到下一代健康快乐成长,也是文化消费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童书兼具文学性与艺术性,不仅有利于提升儿童的艺术审美能力和语言文字素养,更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童书大时代。伴随着家庭对儿童教育的重视,从实体书店到各大电商平台,童书销量飞速增长。与此同时,因童书繁荣而衍生出的亲子阅读馆、阅读推广人等也与日俱增。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原创图画书兴起,众多儿童文学家、绘画工作者争相加入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行列。部分描绘儿童丰富情感、展现中华灿烂文化的优秀作品已具有跻身世界舞台的水准和影响力。光明日报记者会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对近年来童书领域的新特点、原创图画书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梳理研究,并提出思路对策。
《团圆》文/余丽琼 绘/朱成梁
“快过年了,想让孩子好好感受一下我们的传统民俗文化。”临近春节,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姜女士为记者展示了她刚为孩子购置的各类“中国风”童书:从神话传说到民俗科普,从立体剪纸到布艺拼接,一个个憨态可掬的生肖形象、一帧帧晕散交融的水墨画、一张张生动夸张的京剧造型……让在一旁阅读翻看的孩子十分兴奋。
如今,为孩子购书“阅读”已成为最有价值感的假期礼物,而中国原创童书也成为越来越多孩子的选择。那么,中国童书,尤其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原创图画书有何新特征?发展中还存在哪些短板?如何探寻突破的方向和路径?
1.中国童书的“黄金十年”与原创图画书的兴起
五彩斑斓的图画、引人入胜的故事、新奇多样的版式……如今,当家长带着孩子走进书店、打开电商购书平台时,琳琅满目的童书专架、层出不穷的推荐榜单,让家长和孩子有了越来越多的阅读选择。这背后,正是中国童书行业近年来的“井喷式”发展。
童书出版蓬勃发展 儿童阅读迎来春天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童书发展迎来了“黄金十年”,连续多年的年均两位数增长,既让其成为中国出版的“领涨力量”,也助力我国跨入了“世界童书出版大国”行列。资深童书出版人海飞表示,当前全国580多家出版社中有550多家出版童书。中国已成为一个年出版4万多种、品种世界第一,年总印数8亿多册,拥有3.67亿未成年人读者,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有着友好出版交往的童书出版大国。
2021年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0~17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3.9%,其中0~8周岁儿童家庭中,平时有陪孩子读书习惯的家庭占73.2%。姜女士告诉记者:“我每天都会陪孩子读至少半个小时的书。”正如报告数据显示,亲子阅读已成为低幼孩子家庭的重要活动之一。
《百鸟羽衣》图/文 蔡皋
“中国好书”精品迭出 原创童书比肩世界
进入新时代,为促进精品图书的出版,除了“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奖项外,中宣部出版局还专门设立了鼓励中青年作家原创的“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海飞认为,“多出好书,多出精品图书,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成了新时代童书出版的重要风向标”。许多少年儿童出版社把目标聚焦于“做强主题出版”,一批富有时代特色、内容丰富多彩的优秀主题出版物,如《我们的母亲叫中国》《丝路百科》《资本论(少儿彩绘版)》《共产党宣言(少儿彩绘版)》等受到青睐。
我国童书的优秀作品,正在和世界一流童书比肩——目前,已有蔡皋、朱成梁等多位画家获得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2016年,中国作家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2018年,画家熊亮入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短名单;2016年朱成梁凭借《老糖夫妇去旅行》获得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插画奖……
《荷花镇的早市》 图/文 周翔
新手爸妈热衷“绘本” “中国风”图画书悄然兴起
“虽然我们不在一线城市,但跟着电商榜单、育儿大V购书,和大城市的孩子们读的书一样。”家住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的赵女士,和身边众多80后、90后父母一样,非常看重亲子阅读,从孩子出生到现在,每逢电商图书打折季,频频为孩子“囤”绘本。
图画书,也称绘本,是一种文图共同参与叙事的儿童读物形式。由于以画为主、装帧精美,成本也较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童书市场上很多消费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但随着先进的阅读观和教育观深入人心以及我国家庭购买力的迅速提升,图画书的引进和原创,已成为童书发展的新亮点。
“中国已不只是一个巨大的童书市场,而且正在成为原创图画书的重要来源地。”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说,当前,中国原创图画书出版之风正盛,作家和画家的创作热情高涨。此外,中国图画书的评奖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图画书时代奖……与国际上历史悠久且知名度较高的图画书奖项相比,中国原创图画书奖项设立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
插图选自图画书《中国》 于大武著·绘
2.中国原创图画书创作要攀上高峰,更要补齐短板
2021年7月底,“2021中国童书博览会”在京开展,博览会上,作为国际上最高水准之一的博洛尼亚插画展,吸引了家长和小朋友们的目光——戴礼帽的小鸟、安徒生笔下的雪皇后、朝着大海呐喊的小女孩……一幅幅优秀图画,用幻想带着色彩起飞,为孩子们打开了无边的想象世界。展览上,有家长感叹:“这些图画不是文字的附属,而是一幅幅优秀的艺术品。”“希望国内也多一些这样的作品!”
图像叙事亟待重视 跟风粗制乱象频出
“其实,我国图画叙事的传统可谓悠久,带插图的蒙书出版也早于西方。”国家图书馆少儿馆原馆长王志庚,以1955年出版、已在全球有着40余个改编本的图画书《萝卜回来了》为例,撰文分析了中国原创图画书全球化传播的情况。
但为何我国图画书始终没有走出“以文为主,以图为辅,图文并叙”的藩篱?王志庚认为,同一个故事改编成众多语种的图画书,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文字,“图像叙事”是根本。“在我国,以往的图画书以图配文、灌输道理、传授知识的较多。”长期致力于儿童图画书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表示,中国目前出版的图画书多是文字作者和图画作者合作完成的,图文合一作者不够多,导致有些作品在图文合奏、图像叙事方面完成得不甚理想。
近些年,我国原创图画书时有精品出现,但也有一些盲目跟风、粗制滥造的乱象。在一次研讨会上,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介绍了他近些年的观察:有的图画书盲目模仿西方;有的作家创作时主题先行,往往找一个好人好事来编织故事;还有一些作品重复引进,个别图书在五年中就出了十二个版本……原创能力不足、重复出版、跟风出版、杀价竞争、IP储备以及服务支撑能力明显短缺等,都成为制约我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短板。
网络荐书商业气息浓厚 原创经典难被发现
“刚开始买图画书就是跟风买网红推荐的、销量高的,有时候也去抢购直播平台上的低价书。”姜女士坦言,这些购书经历让她碰到了不少质量低、与孩子年龄段不相符的图书,也让她慢慢形成了国内图画书大都“硬讲道理、缺少创意”的印象。但近两年,她在图书馆和专业阅读机构的推荐下,接触了不少国内经典原创图画书,为孩子带来了很多阅读中的惊喜。
随着我国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及童书市场的持续升温,困扰家长们的,早已不是“无书读”,而是“选书难”。于是,迷茫的家长们开始参考国内外奖项、育儿大V推荐,甚至是网络主播、团购平台推荐等。“2021年少儿绘本市场中超过六成的销量来自引进作品。”开卷最新调查显示,引进图画书依然是市场的主力军,而系列图书和套装图书的知名度相对更高,获过国际大奖的图画书更易获得家长的青睐。
图画书在中国虽有逾百年历史,但直到2000年左右引进了一批经典外国图画书后,现代意义上的图画书才逐渐流行开来。“中国孩子的童年需要阅读多样文化的图画书,更需要阅读中国自己的图画书,以中国文化滋养童年、陪伴成长。”在陈晖看来,一批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风貌的经典原创图画书,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艺术传统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和突出优势,但由于推广不到位等原因,很多家长并不了解。
“儿童视角”常被忽视 行业人才参差不齐
“你是否学过文学创作?有过专业插画的经历吗?”“都没有。”调研中,记者接触到两位在国外学习设计的学生,没有相关的学习经历和实践经验,仅仅是因为看到了童书领域的“商机”,毕业回国后就立即投身于此。
随着童书行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许多不具备专业素养的从业者急于投身这一行业,导致原创图画书发展参差不齐的现象频出。“‘发现儿童’是图画书创作、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理念,如果创作者童年文化认知偏差或童年观淡薄,都会造成原创图画书品质的下降。”陈晖认为,童书创作并不是低门槛、高收益的工作,创作者不仅应具备文艺创作的基本素养,还应真正地“发现儿童”。
“图画书以图为主,文字很少,看似简单,实则包罗万象,内涵很深,需要作者有细腻的生活经验、丰厚的审美素养,并能洞悉儿童的认知特点。”图画书作者含含(原名韩娴)表示,深入理解图画书的特质是创作优质图画书的前提。作为《我爱你,中国》科学家系列图画书的创作者之一,从深夜研读黄大年的报告文学到与学者探讨形成情感共鸣,从考证还原现实场景到频频拜访科学顾问,含含数易其稿、反复打磨,而她之前的图画书创作更是历时数年之久。
海飞也呼吁:“出版业工作者要实事求是,理性发展,不要过度宣传,过度市场化;作家写得慢一些,画家画得精一些。”
3.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未来之路该如何走
调研中,多方专家学者表示,经过多年实践,中国原创图画书已取得了长足进步,未来应在创作实践、阅读推广、理论建构以及评价标准等方面寻求更大突破。
提升创作者与编辑的综合素养,致力于图文合奏创作意境,助推原创图画书迈向兼具“民族”与“世界”魅力的国际化发展之路
“要想走好图画书的中国化、时代化、国际化的发展之路,需要把握原创图画书的创作立足点。”海飞在采访中表示,既不要生搬硬套,过度崇洋媚外,又不要过度食古不化,缺乏时代气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通过图画书,向外国读者讲好时代化、国际化的中国故事。
资深出版人、编审刘蕾表示,图画书的创作在把握立足点的基础上,作家与画家的合作尤为重要。“一本好的图画书一定是多方合力而成的:作家、画家、编辑缺一不可。”她认为,图画书的文字要简洁洗练、表意精准,为画面预留足够的表现空间。而图画书的画家则要从故事主题和立意出发,选取适宜的场景去表现文字,力求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图文合奏创作意境。
针对“目前原创图画书中图文合一创作者较少”的状况,刘蕾认为,随着图画书理念的普及和深入,未来会有部分图文合一的创作者从画家中产生。正是由于自身的创作经历,含含特别呼吁在未来的人才培养上,吸纳更多复合型尤其是理工科背景的画者,为中国原创科普图画书的发展助力。
而承担着“寻找故事、呈现故事和推广故事”重任的编辑,更是黏合作家和画家的“第三方力量”。编辑对图画书本质、儿童心理及图画书市场的了解,良好的文字和图像审美能力,对图画书的完成度及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该群体应在不断学习中提升专业度。
学校和阅读推广机构应加大对优秀原创图画书的推广和应用
202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委托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织来自学前教育、儿童文学、插画、思政等专业领域的百位专家,遴选出347种幼儿图画书,其中中国原创图画书占比78%。此外,国家图书馆少儿馆《原创100——中国原创图画书核心书目》系统整理和收录了我国自2000年以来出版的原创图画书。这些书单为学校和家长有针对性地选择符合儿童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的图画书提供了参考。
国家图书馆少儿馆“文津少儿讲坛”和“低幼悦读会”负责人殷宏淼表示,学校和相关社会机构可以此类榜单为范本,促进原创图画书相关课程的研发和应用,通过教师师资培训、亲子阅读指导等多种途径,体系化推广中国图画书阅读教育,让多元丰富的中国原创图画书真正走进课堂、走进儿童的日常生活,让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
随着儿童对图画书阅读需求的增长,殷宏淼表示:“培养真正理解图画书性质、具备专业图画书讲读能力的教师以及相关从业人员,也是推广原创经典图画书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文化传承中树立中国图画书的理论体系和评价标准
当前,国内的学术刊物时常发表儿童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许多文学类报刊也为儿童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研究开辟专栏,但相对而言,原创图画书研究成果的发表阵地还有待扩展。
“在原创图画书的研究方面,应深刻把握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性质和特点。”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毕海表示,原创图画书的“中国性”和“民族性”,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画书理论话语体系的重点。
图画书作家、编辑周翔认为,中国的色彩美学与西方有本质不同。西方的颜色醇厚浓烈,东方的颜色温润顺平。因此,对中国原创图画书的研究要充分借鉴中国传统美术、文学、艺术设计等学科的理论资源,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更为学理化的研究。
此外,针对中国原创图画书的评价标准,陈晖强调,既要把握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又要关注中国故事与中国元素的表达方式。在向世界各国的孩子讲述中国故事时,要避免将其概念化、简单化及表面化,避免集中指向民俗风情,流于固化的中国符号,要以图画书的话语方式表达中国文化,让图画书中的中国元素、中国风格与时俱进。
(光明日报记者 白雪蕾、陈雪)
(调研组成员:王一典、谢喆)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7版)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圆舞曲传统与艺术创新******
作者:王纪宴(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年一度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人们熟悉的“金色大厅”奏响,并向全世界90多个国家转播。担任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奥地利指挥家弗朗茨·威尔泽-莫斯特,是继2011年和2013年之后第三次担任新年音乐会指挥。这一次,他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对音乐会的曲目进行了一次力度空前的拓展:节目单上不包括返场加演曲的15首乐曲中,有13首是首次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演奏。这样的创新之举,是否能够让这个在全球有着广泛影响的艺术盛事获得新的活力?
约翰·施特劳斯画像 资料图片
Ⅰ.传统的确立
“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魅力和人气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演奏施特劳斯的音乐是这个乐团的传统之一,可以一直追溯至‘圆舞曲之王’本人。但历史事实并不能印证这一点。”这是曾于1997年至2014年担任乐团主席的小提琴家克莱门斯·赫尔斯伯格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施特劳斯》一文中写下的。作为集作曲与指挥于一身的最忙碌的施特劳斯家族成员,约翰·施特劳斯的演出主要是指挥他自己的乐团。事实上,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不少创始成员也是在约翰·施特劳斯乐团中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据约翰·施特劳斯的三弟爱德华在1886年统计,维也纳爱乐乐团中有施特劳斯乐团工作背景的不少于27位),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会节目单中并没有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其他任何作品。其原因是,音乐家们担心这些轻松娱乐舞曲会拉低爱乐音乐会的艺术高度和社会地位。尽管从同时代最“严肃”的作曲家瓦格纳、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到以挑剔著称的音乐评论家汉斯立克,对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均有高度称赞,但观念中的等级差别仍构成一道艺术屏障。
转变发生在1873年4月22日,在歌剧院舞会(举办地并非宫廷歌剧院,而是“金色大厅”)上,继奥托·德索夫指挥卡尔·马利亚·冯·韦伯的《邀舞》之后,约翰·施特劳斯登台,以他的“标志性”指挥风格——边演奏小提琴边指挥——完成了他的新作《维也纳气质》圆舞曲的世界首演,也标志着“圆舞曲之王”与宫廷歌剧院乐团即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严肃音乐家”们历史性的首次联袂。同年11月4日,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期间,二者再次合作,这一次,约翰·施特劳斯指挥了他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兰纳的乐曲以及他自己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1894年10月15日,庆祝约翰·施特劳斯作为指挥家首次登台50周年的专场音乐会在“金色大厅”举行。这一次,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整场音乐会上演奏的全部为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成为新年音乐会的先声。
1925年10月举行的约翰·施特劳斯诞辰百年纪念,成为一个重要里程碑。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克里斯托弗·瓦格纳-特伦克维茨在《一种声音传统:维也纳爱乐乐团简史》中写道:“实际上举办于盛夏时节:1929年8月11日,年轻的国家歌剧院总监克莱门斯·克劳斯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指挥了一场曲目为清一色施特劳斯作品的音乐会。而在十年后,一年中的最后一天成为每年举行的圆舞曲和波尔卡音乐会的诞生之日,仍由克劳斯指挥,作为新旧之年交替的标志。”1939年12月31日的第一届新年音乐会,以《晨报》圆舞曲作为开场曲,10首乐曲全部为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如今每年作为压轴曲目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和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茨基进行曲》都没有出现在曲目中。然而,对于新年音乐会传统的确立而言,这却是堪称古典音乐当代奇观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关键的起点。
绘画作品《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乐团》 资料图片
Ⅱ.“纪念品音乐”?
构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传统的核心因素首先而且始终是曲目——“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父兄以及他们同时代其他作曲家的圆舞曲、波尔卡、进行曲、轻歌剧序曲等。年复一年,尽管曲目搭配会呈现出微妙变化——纪念性元素、指挥家的文化背景和个人喜好都会成为影响曲目选择的因素,但两位约翰·施特劳斯以及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施特劳斯这父子四人的作品作为每年的曲目主体,形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风格。这些维也纳地方风味浓郁的音乐,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中焕发出独特魅力,使得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全世界无数同类演出中独领风骚,无可替代。然而,近年来,尽管新年音乐会的电视直播国家一直在稳定增加,但与“极致视听盛宴”的赞誉相伴,怀疑的声音也不时出现:以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为代表的轻松舞曲音乐,是否具有足够的艺术含量值得全世界亿万人年复一年地在新年第一天专注期待?人们是为了音乐而听,还是为享受一种被定位为优雅新年仪式的活动?是否如钢琴家弗里德里希·古尔达所怀疑的,很多人其实是为了“一些人们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且能够使自己加入某种有档次的习惯中”?就像世界各国的游客在维也纳一定要到城市公园内约翰·施特劳斯镀金雕像前“打卡”留念一样。
在弗朗茨·威尔泽-莫斯特于2013年第二度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时,英国《留声机》杂志作者菲利普·克拉克与这位指挥家有一篇题为《圆舞曲回到未来》的深度访谈,刊发于《留声机》2013年1月号。其中谈及圆舞曲的“不确定地位”,也就是说,像《蓝色多瑙河》这样的音乐,究竟是实用性音乐,还是“艺术音乐”?在威尔泽-莫斯特看来,“奥地利圆舞曲并不仅仅是欢快的舞曲,其中有深度和忧郁,人们需要感受到这一点。你看,我们距离波西米亚很近,波西米亚民间音乐总是充满渴望和思乡之情。”即使是最热爱圆舞曲的人也并不会认为一首施特劳斯圆舞曲能够拥有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和马勒交响曲的精神高度,圆舞曲这种体裁本身限制了艺术表现的多面性。然而,这不影响最好的圆舞曲可以成为丰富而深刻的艺术杰作。
当电影《2001太空漫游》以“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为伴随航天器驶向太空站和月球的音乐时,并非所有的观众都能接受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这种做法。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的音乐会让人联想到酒店舞厅乐队或维也纳轻歌剧,从而让观众的注意力脱离太空。对此,库布里克的解释是:“很难找到另外一首比《蓝色多瑙河》更能表现旋转运动的崇高感的优美乐曲。”他认为,约翰·施特劳斯音乐中内在的复杂舞蹈律动,与太空站的优雅运动有着奇妙的契合。在这样的语境中,这首著名的圆舞曲脱离与舞蹈、与河流的联系,而具有了新的意蕴和美。《2001太空漫游》在音乐运用上遇到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蓝色多瑙河》等维也纳舞曲音乐在不同受众群中得到的不同评价,以及在音乐史家中和学术研究领域引发的争议。
《浪漫一代》(查尔斯·罗森著) 资料图片
音乐学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在他的《音乐中的伟大性》一书中写道:“总有一天,约翰·施特劳斯会成为维也纳的音乐纪念品,但不是‘不朽的’。”漫步在维也纳街头的游客时常会遇到推销约翰·施特劳斯作品音乐会票的人,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确实在很多时候被视为维也纳的音乐纪念品。所以,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将这样的音乐界定为不具有音乐“伟大性”的艺术,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威尔第不可同日而语。《古典风格》的作者、博学的学者、钢琴家查尔斯·罗森在他的另一本重要论著《浪漫一代》中,将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与奥芬巴赫的轻歌剧和格什温的百老汇音乐喜剧一起归入通俗艺术,但同时强调它们都属于“伟大的通俗艺术”。当通俗艺术得以跻身于“伟大”行列时,其艺术魅力和价值使得无数平庸的“高雅艺术”作品相形见绌。
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等大量作品经常是以类似家庭作坊的方式快速谱写上演的,有时乐谱的墨迹未干,就由专人飞快地送至演出场所。有不少作品,甚至其中也包括《蓝色多瑙河》的旋律,都会作为素材循环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大量雷同和艺术质量不高的作品。然而,不仅是施特劳斯家族,还包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奏的其他作曲家,如兰纳、齐雷尔、苏佩、雷哈尔等,他们的圆舞曲、进行曲、轻歌剧序曲和选曲、波尔卡和加洛普舞曲等,虽然不像交响乐那样宏大和深刻,但其中的经典之作,也当得起老一辈指挥家埃里希·克莱伯给予它们的赞誉——“小型交响诗”。就旋律天赋而言,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二弟约瑟夫·施特劳斯真正无愧于伟大作曲家的称号。对他们的旋律之美,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等“严肃”作曲家均有过由衷赞美。而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脍炙人口的圆舞曲旋律,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借自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神秘动力》圆舞曲,斯特拉文斯基也从维也纳舞曲中借了一段,他的舞剧音乐《彼得鲁什卡》中一个极为悦耳的旋律,来自约瑟夫·兰纳的《施蒂利亚舞曲》,属于“完整借用”。
这些作品之所以在很多人心目中不能登大雅之堂,除了它们脱胎于伴舞音乐这一事实,还与创作技法相关。奥地利学者马塞尔·普拉维在他的《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中文节译本名为《圆舞曲之王》)中指出:“约翰·施特劳斯是美妙旋律的创作者——可是他从未试图对主题进行戏剧加工。”我们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听到这些乐曲由完整编制的交响乐团演奏,但它们并不是以交响化原则发展主题的音乐,而是大部分时候将一段又一段旋律加以衔接。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认为“舒伯特钢琴奏鸣曲中的丰富旋律妨碍了真正激动人心的发展”,在维也纳舞曲音乐中,也没有对主题的“真正激动人心的发展”。然而交响化原则、主题发展并非决定音乐是否具有“伟大性”和成为经典的唯一标准。维也纳风味音乐中那些让人们不约而同地感受到辞旧迎新气氛的圆舞曲、波尔卡,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由那些更具有“伟大性”的作品替代。法国作曲家柏辽兹著名的《幻想交响曲》第二乐章也是圆舞曲,标题为《在舞会上》,作为交响音乐篇章备受欢迎,而且,按照弗朗茨·恩德勒在《维也纳音乐史话》一书中的讲述,柏辽兹是位真正的维也纳迷,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的热情追随者,并将与老约翰·施特劳斯的友情延续至约翰·施特劳斯,然而,《幻想交响曲》中的圆舞曲让“维也纳人听来不敢恭维”。
《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马塞尔·普拉维著) 资料图片
诺伯特·林克在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的《约翰·施特劳斯》中说,“约翰·施特劳斯的天赋让全世界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随时踏进音乐的殿堂”,可谓一语中的。这正如库尔特·霍诺尔卡关于斯美塔那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所写的——“伟大的艺术和通俗性如此自然地携手走到了一起”。
Ⅲ.“第二拍现象”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还体现在演奏本身所具有的某些鲜明特征,如著名的“第二拍现象”,这就是普拉维在《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一书中所描述的圆舞曲的“奥地利式轻松和优美”。也就是说,在初听之下似乎一成不变的“嘭—嚓—嚓”基本节奏中,第二拍总是会稍稍提前到来,造成“抢拍”,而第三拍则相应地听起来往后拖延。威尔泽-莫斯特称这种“第二拍现象”为维也纳圆舞曲的最奇特的传统。圆舞曲的任何一次成功演奏都取决于指挥如何让音乐随摇曳的拍子自由前行。在《蓝色多瑙河》或《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这样的圆舞曲中,每一首小圆舞曲均通过优美的转调与之后的小圆舞曲衔接,如同大自然中光与影的奇妙变幻,每一首小圆舞曲开始,意味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第二拍。这是维也纳圆舞曲无穷魅力的源泉之一,是根植于维也纳爱乐乐团每一位演奏家内心的艺术直觉,是任何一位站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台上的指挥家都不可能改变也不会改变的,因为那将构成对传统的亵渎和冒犯。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演奏圆舞曲的“第二拍现象”属于维也纳爱乐乐团著名的“自动驾驶”模式的组成因素,也就是说,第二拍的奏法不需要指挥要求。但威尔泽-莫斯特在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指挥的6首圆舞曲,显示出他对“第二拍现象”的有意识关注,并使音乐具有了一定的新颖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与熟练的重复演奏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
比利时古钢琴演奏家和指挥家、当代古乐运动的杰出倡导者之一约斯·范·伊莫希尔本着“追根溯源,还原本真”的宗旨,指挥他创建的“永恒生命”古乐团录制了一套约翰·施特劳斯作品专辑,深得好评。在他看来,所谓“第二拍现象”,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施特劳斯作品的传统一样,本身也经历了历史变化。他写道:“1929年,克莱门斯·克劳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晨报》圆舞曲在曲目中,乐团作为整体听起来像羽毛般透亮而轻盈,低音线条推动音乐前行,弦乐几乎不用揉弦演奏,像是室内乐重奏……序奏部只是比圆舞曲本身速度略慢,后者给人一种加速感。有时但并不常见,第二拍拉长,然后保持几小节……1980年,洛林·马泽尔指挥同一乐团演奏《晨报》圆舞曲。但如果这确实是51年后的同一个乐团,那么团员中最年轻的人也大概75岁了,而最年长者在115岁上下……此时的风格反映了另一个时代。拉长第二拍的观念如今已变为准则,圆舞曲开始得更加缓慢。”
英国乐评家理查德·奥斯本将维也纳爱乐乐团所代表的音乐传统与全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认为如果到了2142年,我们周围不再有人按照布鲁克纳交响曲诞生之初的方式演奏它们,不再年复一年地在新年音乐会上向全世界问候“新年快乐”,不在听众的掌声中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那才是悲剧,“谢天谢地!这种美好一直持续着”。然而,传统的守望之外,创新也始终存在。2023年的15首正式曲目中,首次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奏响的曲目居然多达13首,这是在曲目拓展方面前所未有的壮举。无论是作为开场曲的爱德华·施特劳斯的《谁来跳舞?》快速波尔卡,还是之后约瑟夫·施特劳斯的《英雄诗篇》和《金翅雀》圆舞曲,都是让听众倍感新颖的乐曲。即使两首曾经出现于往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节目单上的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作品,也不是像《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或《天体的音乐》那样为人们熟悉,《快乐的勇气》波尔卡在45年前的1977年新年音乐会上由博斯科夫斯基指挥演奏过,节目单上的最后一首曲目(在返场加演曲目之前)《水彩画》圆舞曲,演出相对较多,包括1966年(博斯科夫斯基指挥)、1983年(马泽尔指挥)、1991年(阿巴多指挥)和2002年(小泽征尔指挥),1991年新年音乐会为这首圆舞曲所配的以画家在雪地作画为内容的浪漫芭蕾,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在一场音乐会上集中首演新作的做法,也是一种来自施特劳斯家族的风格,本身也构成一种传统——创新的传统。
成立于2004年的维也纳女童合唱团首次登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舞台,与维也纳男童合唱团一同演唱,这也是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创新之一。邀请女性指挥家担任新年音乐会的指挥,也开始作为话题被谈及。如何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自己的理念和方式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探索。因为,正如维也纳爱乐乐团主席丹尼尔·弗罗绍尔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毕竟我们不想成为有一天灭绝的恐龙”。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